汉武帝在位时期是中华民族蓬勃发展的一个高峰时代。但武帝一系列的举措有利有弊。数千年后今天的我们才能说清楚。其中汉武帝在经济方面最能体现“双刃剑”特点的措施就是“算缗”、“告缗”，下面我们简单来聊一聊。

西汉建立之初汉高祖刘邦曾为了打击商人势力一度征收财产税。至汉武帝即位后，由于边境连年用兵、国内花销巨大，在桑弘羊、张汤等人的建议下，又开始了针对商人的重税。元光六年，汉中央政府下令“初算商车”，即对交通工具征收税金，具体实行规则为普通人一部车缴纳120钱，商人缴纳240钱，五丈以上的船只每艘也须缴纳120钱。元狩四年，又下诏“初算缗钱”，以1000钱为一缗。对商人和高利贷者，按交易额或贷款额征税，每二缗征一算，对手工业者，则按其出售产品的价值征税，每四缗征一算。对于这一重税，资产丰厚者自然会百般应付设法瞒报。武帝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于元鼎三年任命杨可主管“告缗”。

刘彻

所谓告缗，实际上就是鼓励群众揭发，告发对象就是哪些隐瞒财产及偷逃税务者。而奖励额度甚至能达到被告发者所有资产的一半。在杨可的铁腕实施下，“告缗”推广到汉政权所能管辖的疆域之内，故而历史上也把这次事件称为“杨可告缗”。

告缗的收效是十分巨大的，《汉书 食货志》中对于此事件的后果立下了这样的记述：“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直到元封元年后，汉武帝才逐渐停止了告缗行动。“告缗”运动虽然为汉政府聚敛了不少财产，也使得大商人阶层无力挑战中央政权，但在执行的过程中不免被“扩大化”，严重地打击了商人势力，阻碍了汉朝商品经济的发展。

可以看出，汉代中期经济衰弊与政局动荡，汉武帝时要负历史责任的。鉴于汉政权内部动荡不安的局势，征和四年汉武帝不得不颁布《轮台罪己诏》，表明“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此后汉朝的国祚又得以继续，迎来了“昭宣中兴”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