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作品与郗超论袁宏书、玄度帖、鄱阳帖、铁石帖、德远帖、祖希帖、授衣帖、卫军帖、府君帖、领军帖、参军帖、冠军帖、别郗氏妻（奉对帖）、与兄徽之书、岁终帖、礜石帖、违远帖、廿九帖、鹅还帖、散情帖、使君帖、承姑帖、阿姑帖、东阳帖、敬祖帖、永嘉帖、天宝帖、仲宗帖、黄门帖、秀顺帖、静婢帖、豹奴帖、江州帖、二妹帖、诸女帖、阮新妇帖、郗新妇帖、范新妇帖、新妇帖、慰意帖、东近诸帖、相过帖、夏日帖、慕容帖、薄冷帖、益部帖、思恋帖、转胜帖、消息帖、集聚帖、 近豫帖、复面帖、西问帖、月终帖、安和帖、余杭帖、晴快帖、珍重帖、尊体何如帖、中秋帖、日寒帖、南中佳音帖、白鮓帖、服黄耆帖、汤酒帖、鸭头丸帖、服油帖、送梨帖、镜湖帖、明谢安忠勋疏、保母志、岁杂帖、杂帖、王献之札、进书诀表书法成就　　王献之自小跟随父亲练习书法，胸有大志，后期兼取张芝，别为一体。他以行书和草书闻名，但是楷书和隶书亦有深厚功底。由于唐太宗并不十分欣赏其作品，使得他的作品未像其父作品那样有大量留存。传世名作《洛神赋十三行》又称“玉版十三行”。　　王献之的书法艺术，主要是继承家法，但又不墨守成规，而是另有所突破。在他的传世书法作品中，不难看出他对家学的承传及自己另辟蹊径的踪迹。前人评论王献之的书法为“丹穴凰舞，清泉龙跃。精密渊巧，出于神智”。他的用笔，从“内拓”转为“外拓”。　　他的草书，更是为人称道。俞焯曾说：“草书自汉张芝而下，妙人神品者，官奴一人而已。”他的传世草书墨宝有《鸭头丸帖》、《中秋帖》等，皆为唐摹本，他的《鸭头丸帖》，行草，共十五字，绢本。清代吴其贞在《书画记》里对此帖推崇备至，认为：“(此帖)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他的《中秋帖》行草，共二十二字，神采如新，片羽吉光，世所罕见。清朝乾隆皇帝将它收入《三希帖》，视为“国宝”。他还创造了“一笔书”，变其父上下不相连之草为相连之草，往往一笔连贯数字，由于其书法豪迈气势宏伟，故为世人所重。　　王献之学书和他的父亲一样，不局限于学一门一体，而是穷通各家。所以能在“兼众家之长，集诸体之美”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终于取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书迹有宋米芾临的《中秋帖》等。柳公权跋王献之《送梨帖》。　　由晋末至梁代的一个半世纪，他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其父王羲之。一直到了唐代，唐太宗竭力褒扬王羲之而贬抑王献之，一些书法评论家才开始认为王献之的书法比不上他的父亲王羲之。但是宋代书法家米芾，主要是向王献之学习。现代学者、书法家胡小石更认为张旭、怀素一派之“狂草”，便是由王献之草书发展而成的。　　王献之是魏晋书家群体中的一位巨子。父亲王羲之的悉心的传授和指导，使他奠定了坚实的笔法基础。由于他是魏晋名家中晚出的一位，客观上为他提供了博采众家之长、兼善诸体之美的机遇，赢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和声望。　　王献之的遗墨保存很少，数量远远没有王羲之那么丰富。因太宗贬献之而不购求其书作，内府的王献之书迹“仅有存焉”。宋初的书法，并举“二王”，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命侍书王著摹刻十卷，这就是的《淳化阁帖》。“凡大臣登二府，皆以赐焉。”帖中有一半是“二王”的作品。单著录王献之书帖的有七十三件，经后人考证为伪作或他人所书者达二十余件，北宋宣和年间，宋徽宗雅好王献之书法，《宣和书谱》所收的王献之书迹增至八十余件。但这些墨迹本绝大多数没有保存下来，仅存的墨迹本，不逾七件，而且都是摹本。好在历代刻帖还保留着一些真迹刻本，给我们学习了解王献之书法留下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