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以后，彭德怀在吴家花园的生活更加孤寂，园内工作人员和警卫班党组织开会不再通知他，中央党校不再让他听课，也不再有教员来辅导。彭德怀预感到再也没有希望洗刷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了，于是放弃了向毛泽东申诉的念头。此后三年，他没有再给毛泽东和中央写只言片语。　　

在万念俱灰之后，彭德怀反倒坦然了许多，常常自我解嘲地说：“这下好了，我终于被推上了另一个极端。”　　

彭德怀坦然了，但他的妻子浦安修却被卷入令人窒息的党内斗争之中。　　

浦安修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党委副书记。从丈夫自庐山“跌下马来”，冷遇、白眼、刁难、咒骂和日益沉重的政治压力始终缠绕着她。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压力升级，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些人给她做工作，要求她与彭德怀“划清界限”。所谓“划清界限”，即是选择离婚。　　

在痛苦和迷茫之中苦苦挣扎的浦安修，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把离婚报告交到北京师范大学党委。浦安修没有勇气去找彭德怀谈离婚的事，只好找到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向彭梅魁交了底。

1963年以后，彭德怀在吴家花园的生活更加孤寂，园内工作人员和警卫班党组织开会不再通知他，中央党校不再让他听课，也不再有教员来辅导。彭德怀预感到再也没有希望洗刷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了，于是放弃了向毛泽东申诉的念头。此后三年，他没有再给毛泽东和中央写只言片语。　　

在万念俱灰之后，彭德怀反倒坦然了许多，常常自我解嘲地说：“这下好了，我终于被推上了另一个极端。”　　

彭德怀坦然了，但他的妻子浦安修却被卷入令人窒息的党内斗争之中。　　

浦安修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党委副书记。从丈夫自庐山“跌下马来”，冷遇、白眼、刁难、咒骂和日益沉重的政治压力始终缠绕着她。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压力升级，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些人给她做工作，要求她与彭德怀“划清界限”。所谓“划清界限”，即是选择离婚。　　

在痛苦和迷茫之中苦苦挣扎的浦安修，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把离婚报告交到北京师范大学党委。浦安修没有勇气去找彭德怀谈离婚的事，只好找到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向彭梅魁交了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