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员的“流量”有限，靠他们直播拉动农副产品销售不会是常态。不是所有官员都有当网红的天赋，也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直播带货。在这件事情上，没必要盲目跟风、硬着头皮上，更没必要当成一种“输不起”的竞赛。

李佳琦附体！80后博士副县长拍短视频带货，2天卖千只扒鸡。来源：梨视频

，有官员还登上微博热搜。但随着这股热潮逐渐降温，有些地方开始出昏招——比如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公开发文，要求全县帮扶干部在“县长直播带货”活动中购买不少于50元的农产品。此事经媒体曝光后，当地已承认错误并致歉。

一些地方官员一改平时的严肃形象，在直播间为农民卖力吆喝，甚至用蹩脚的网络语言与“老铁”互动，确实是疫情期间的一道风景。网民一句“直播间里的县长没个县长样子，但这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样子”，代表了大家的由衷赞美。但是，个别地方发文强制最低消费，靠“摊派”撑场面的做法，让“县长直播带货”变了味，值得警惕和反思。

地方官员直播带货，实质上是以身份反差为噱头进行“公信力变现”——他们用自己的官声为农副产品的质量站台，吸引潜在消费者购买，最终让困难群众收益。如果直播活动真能帮群众纾难解困，官员会赢得更好的口碑；反之，如果强行规定“最低消费标准”，不仅会让“被自愿”的帮扶干部心有不甘，还会损伤政府公信力，得不偿失。

更值得警惕的是，行政“摊派”会扭曲真实的销售数据，可能误导农民决策。最近一段时间，直播带货风生水起，动辄有“一月销量顶过去一年”的宣传。但是，民众消费并非无限的，并不会顶到天上去；更有甚者如果销售数据还存在猫腻，误导了农民，诱使他们盲目扩大了生产、准备大干一场，相关企业也根据不真实的销量制定下了一个生产周期的计划，最终导致了供大于求、产品积压的后果，该谁担责？

事实上，“县长直播带货”热需要冷思考。其一，地方官员的“流量”有限，靠他们直播拉动农副产品销售不会是常态。不是所有官员都有当网红的天赋，也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直播带货。在这件事情上，没必要盲目跟风、硬着头皮上，更没必要当成一种“输不起”的竞赛。

山东省海阳市副市长李磊推介农副产品。

其二，“县长直播带货”不仅要帮农副产品找销路，还要尽可能利用契机优化产业结构。在直播带货过程中，地方职能部门可以充分收集网民的意见和建议，从而更精准地对接市场需求，引导地方特产调整结构，进一步提高产品竞争力，促进打通农副产品走出去的“最后一公里”。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直播只是形式，官员直播只是噱头，核心影响因素依然是产品质量。产品质量好，才会有“回头客”，才能走得更远。

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对多数地方而言，“县长带货”并不能当作常规手段，“靠摊派撑场”“靠文件保销量”更是昏招。助农推销特色农副产品，推进农民脱贫致富，切忌急功近利，而要走实走稳走远。一方面，相较于地方官员直播带货，通过一些平台的“电商学院”等渠道系统化培育本地“带货达人”群体，或许会有更持久的效果。即便地方官员偶尔要直播带货，也可考虑与本地籍明星、名人等合作，聚拢人气。

广西百色两名副县长直播卖货，两个小时卖出1.6万斤砂糖橘。

另一方面，要不断优化特色农副产品的产业格局，建立健全农副产品品质保障体系，让直播带货物有所值。同时，地方职能部门和地方官员要对本地产品的特色了然于胸，并掌握一定的“推销”技巧，维护来之不易的口碑。如此一来，即便观众对“县长直播带货”审美疲劳，即便直播带货热潮退去，当地依然可以靠优质产品获得市场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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