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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中国经济传媒协会、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和第一财经研究院等机构联合发布《后疫情时代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评价报告》。根据《报告》显示，排在营商环境指数前十位的城市分别包括上海市、北京市、深圳市、广州市、杭州市、武汉市、南京市、天津市、成都市和苏州市。

前述排名系在对市场环境、创新环境、生活环境、监管执法等因素综合考量后评定。总体而言，全国各城市营商环境法治化仍需细则补位；从地方来看，在上海市营商环境总指数夺魁的同时，北京创新环境指数位列全国首位。不过随着各竞争进入白热化，城市营商环境角逐已开始由企业、产业先行转向人才先行，改善“生活环境”成优化营商环境重要衡量指标，在这一点上，北京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北京城市创新环境居首

此次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全国经济总量位于前100名的城市中，上海市以94.93位居全国营商环境指数首位。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表示，上海的市场环境亮点突出，在放宽市场准入、扩大对外开放方面的落实成效显著。例如，上海市市场准入综合指数、外商投资活跃度和私营企业活跃度分别位列全国第一、第二和第九。

在市场环境方面，北京以94.68分紧随其后，而其城市亮点更多侧重创新环境。据统计，在该《报告》涵盖的三个一级指标中，北京市创新环境指数以97.23分夺魁。

“很多人疑惑，深圳作为全国最具有创新动能的城市，缘何屈居第四？实际上，这个指标中不仅涵盖了市场创新力量，也包括整个创新科研基础研究的基础，例如高校。”前述研究员认为，北京创新环境居首并非一蹴而就，其基础研究、企业创新、技术成果和信息赋能度等创新环境的细分指标均位居全国城市首位。

近年来，北京不论是在城市规划、产业布局、财政支持还是立法保障方面，都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创新空间。创新驱动和经济增长是北京经济高质量发展核心推动力和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源。例如，《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指数2019》统计，北京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已于2018年达到6.17%，远超全国水平。

在去年发布的一份名为《亚太科技城市：新硅谷的竞逐》报告中，北京和上海在亚太科技城市排名中分列第一和第三位，“领先型城市”成为传统和新兴科技公司建立亚太业务基地的首选目的地。“在打造科技城方面，北京拥有亚太地区最多“独角兽”公司。自2012年以来，北京的初创公司已获得约1200亿美元融资。北京在创新理念、基础设施和人才储备等各方面的突出表现，使之成为“创新环境”方面排名第一的亚太市场。”世邦魏理仕大中华区顾问及交易服务部董事总经理黄蔚公开表示。

竞争逻辑演进 “生活环境”权重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北京的城市创新环境位列全国第一，其生活环境指数较其他一线城市仍有差距。相较而言，广州生活环境优势突出，其城市就学便利度、就医便利度、空气质量、文化氛围等均位列全国前五。具体来看，《报告》公布的生活环境排名前十的城市中，包括广州、重庆、上海、深圳、北京、南宁、大连、杭州、昆明市和佛山。

“我们发现生活环境已经成为城市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政府在打造营商环境的时候，就不能再像过去仅仅局限于企业生产经营的服务或环境的改善，而是更广泛的营商环境。”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表示，目前中国城市和地区之间的竞争逻辑正在发生重要变化。

倪鹏飞进一步指出，“过去，各城市做法是吸引企业发展产业。在实现增加税收，城市建设后，再改善居民生活。而现在，我们在拥有更好生活的基础上，更加重视高质量的生活，例如有更好的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的条件等；如今，城市之间的竞争要先改善当地生活环境，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以此吸引到各类高端人才，从而推动城市的创新创业和各层级产业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带来公司、财政的收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从长远发展来看，区域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首都经贸大学特大城市研究院副院长叶堂林曾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要留住人才，除了要解决“宜居”问题，还要解决“宜业”问题。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提供创业条件，加大个人奖励，优化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北京住房成本高、职住难平衡一直以来是城市优化营商环境的一大重难点。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中，也提到要“大幅提升通勤主导方向上的轨道交通和大容量交通供给，完善城市主要功能区，大型居住组团之间公共交通网络，提高服务水平，缩短通勤时间”“强化居住用地投放与就业岗位集中，建设能够就近工作、居住、生活的城市组团”等内容。

在今年初北京市“两会”期间，市人大代表，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党委书记、总经理金焱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全市已围绕“三城一区”项目，启动一批住房保障建设项目，但大多仅是利用集体土地建设租赁住房，尚未精确到“三城一区”特定职业群体，今年还将定点、精准对接人才住房和配套设施建设。

营商环境法治化仍待细则补缺

在《报告》显示的与城市经济规模相关性较大的一级指标中，法治环境和市场环境与经济发展关联度最高，创新环境次之，法治环境对经济转型和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

2019年10月，《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出台，为全国优化营商环境划定总体框架并将其纳入法律体系。在经历2017年和2018年系列改革举措后，今年1月，《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公布并于4月28日正式施行。配套出台18项政策措施和，完善了4个系统平台。

根据此前税务总局副局长任荣发表示，截至今年3月，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各地已累计出台100余项改革措施，其中70余项已在全国推广。例如，针对营商环境当中的增值税发票开具问题的痛点，已在北京、上海、重庆、广州开通了电子发票公共服务平台优化版，新办纳税人可以免费领取税务发放的UKey，可以直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普通发票。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发布会上，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研究人员特别提到，“很多城市对于法治环境的重视程度不够，依旧存在执法标准不一、自由裁量权过大、企业维权不便利、政府诚信仍有待提升等现象。”

在CEI企业研究所秘书长唐大杰看来，如果能够因地制宜，出台更加明晰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并且将每年各行政部门的考评标准和结果加以明确和公示，或许能进一步推动让营商环境改革和立法落到实处。

“营商环境法治化，说到底是要求更好地约束政府公权力，保护企业、民众的私权利。”阳光资产首席战略官邱晓华认为，我国法治建设存在的最大不足便是合法私权利尚未受到有效保障。“两会”期间通过的《民法典》也仍待具体准则进一步完善。“我国还需要更多国产的民营企业家群体，同时正视这个群体合法权益的保护，使其在国内得到更好发展，进而扩大其投资的空间。”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刘瀚琳